​11月14日下午，我院2018年第十一期“双周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第一会议室顺利举行。此次“双周学术讲座”包含了我院的2个学术品牌，分别为：“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Workshop 2018 第五讲”和“实证经济理论与应用Workshop 2018 第六讲”。在此次论坛上，学院袁庆明教授和李国民副教授分别汇报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由副院长潘丹副教授主持。

首先是袁庆明教授作了题为““诺思第二悖论”再破解”的学术报告。该报告主要讨论的“诺思第二悖论”是一个理论（随着制度的进步交易费用应该越来越低）与现实（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越来越高）的矛盾问题。报告认为：将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看着制度成本，将降低的交易费用看着制度收益，回答了梅瑞威尼托克斯和米罗拉克斯之问，是对“诺思第二悖论”的较合理破解。区分了科斯、威廉姆斯和张五常语境中的“制度性交易费用”与诺思语境中的“制度性交易费用”，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央提出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含义。在制度动态变迁中，用静态的制度效率观进行分析是不妥当的，所以，诺思后期放弃了这种观点，改用了“适应性效率”。

然后李国民副教授作了题为“制造业占比下降对就业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的学术报告。该报告使用荷兰Groningen 大学的增长与发展中心38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分析了制造业占比的下降对就业变化的影响。样本中总共38个国家(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略写)，其中，高收入国家9个，亚洲国家11个，非洲国家9个，拉美国家9个，时间跨度为1990-2005年。方法：采用就业变化效应的分解，将制造业就业变化分为三种效应：劳动密度效应、行业占比效应、总劳动生产率效应。其中，劳动密度效应反映制造业劳动密度改变对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影响；行业占比效应反映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改变对制造业就业占比变化的影响；总劳动生产率效应反映该国全行业整体生产率改变对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的下降来自劳动密度效应所引起的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影响，但是，它们的总劳动生产率效应却为正，也就是说，制造业本身生产率提高导致其劳动密度减少从而减少了就业占比。如高收入国家中的丹麦、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等。(2)亚、非、拉国家中，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要源自制造业劳动密度减少引起的就业下降，如中国、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土耳其、泰国、巴西、墨西哥，二是劳动密度效应为正，但行业占比效应为负，如玻利维亚、赞比亚、马拉维等；三是源自劳动密度效应和行业占比效应为负，如非洲的毛里求斯、尼日尼亚，拉美的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亚洲的香港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地区等。(3)除了肯尼亚、赞比亚、马拉维、秘鲁、委内瑞拉四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效应都为正，说明这些国家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增加。